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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袁世凯:中国近代陆军之父  

2010-04-10 18:54:14|  分类: 文化遗产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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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发表日期:[2010年4月9日]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李鸿章病死,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(次年6月实授)。二十八年初,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、练兵大臣,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(后改北洋督练公所),自兼督办,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(简称北洋军),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。此后,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、电政大臣、铁路大臣等职,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,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、经济等方面,形成“朝有大政,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”的局面。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、李鸿章。

在当时西方人眼中,李鸿章是“中国第一人”,是中国的改革之父。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,他“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”,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、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,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“第一人”,他是“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,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”。他“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,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”。他“素质全面”,具有“异常才智”且“野心勃勃”。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。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,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,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。

光绪二十七年三月,清廷成立推行“新政”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,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法令。因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,不少官员对此次新政持消极观望态度。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则以“急进改革者”的面目出现,立即于当月向朝廷条陈筹办新政办法10条,包括设立课官院和课吏馆,对官吏进行新政集训;命学生学习实用书籍和外国学术;各省设官报局,开启民智;派遣王公官员出国考察;设立商会,兴办商务等。并首先在山东身体力行,积极推进新政。开办了课吏馆、校士馆,成立了山东大学堂(今山东大学前身),创办了商务总会,设立了银元局等。担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、参预政务大臣等八大臣后,对各项新政,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。论者以为,“清廷革创之政,几乎均出其手”。

此间,袁世凯除了通过实际把持“练兵处”控制全国练兵的用人、经费、军械制造、考察等权,“借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力”迅速完成编练北洋六镇外,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各方面均有革创。

政治方面的改革,围绕整饬吏治展开。有提陋规、改公费;设官吏考验处、调查处;“开官智”,培养新政人才等。

“陋规”又称“规礼”,指年节时令下级向上级奉送“常例”的金钱和礼物。清代官员俸禄微薄,办公用度浩繁,不得不行此举。但长官为饱私囊,无不取之多多益善;属员为保禄位、谋肥缺,无不非分钻营、搜刮贡献。袁世凯认为吏治最大的问题“莫如收受陋规一事”。他采用的是提陋规、改公费的老办法:按各官向来所得多少,明定等级,酌给公费,多者月给一千两,少者一百两或五十两,不得私相授受,否则严加治罪,以养官之廉,止官之贪。在清末腐败的环境下,此举的效果可想而知。

设立官吏考验处、调查处,是袁世凯对新老官员进行考验、考核的改革措施。考验科目有5:1。阅历;2。批判,如公牍文字等;3。律例,如新旧法律、各国宪法等;4。行止,如举动静躁,是否吸食鸦片等;5。口力,如对答是否详明、有无条理。调查分为平时与临时两种。平时主要了解官吏政绩、采访舆论;后者查办奏参要案、总督指交事件、各官互相禀讦事件、绅民控告官吏事件等。

“开官智”,培养新政人才的办法,主要有设课吏馆,不久改为直隶法政学堂,专招候补、候选官员学习。每年招120人(后增收山东等五省举贡100人),分预科(半年)、正科(一年半)。正科课程有:大清律例、大清会典、交涉约章、政治学、宪法、行政法、刑法、民法、商法、国际公约、国际私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民事诉讼法、裁判所构成法、应用经济、财政学、警察学、监狱学、统计学、中外通商史、日语、演习裁判等,绝大部分由日本教员讲授。毕业后分优劣委派差缺。法政学堂附设幕僚学堂,专教幕僚。另外州、县新任官员就任前,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,参观行政、司法、各官属及学校、实业,而后再赴新任。又有委派归国留学生到新政机构工作等举措。

此外,义和团事件后,《辛丑条约》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地区驻军,精明的袁世凯就训练3000名警察取代军队进驻天津,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,维护了主权。在袁世凯对地方自治运动的努力推动下,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天津举行了全国首次地方市政选举。

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提倡实业。提倡实业的指导思想是辟利源而资生计,增财政而富国家,办实业而抗洋货。

工业方面,成立了负有指导任务的直隶工艺总局。工艺总局创办了初、高等工业学堂、劝工陈列所、教育品制造所、实习工场、劝业铁工厂、种植园、官纸厂、劝业会场、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,附设有夜课补习所、仪器讲演会、工商研究所、工商演说会等。工艺总局通过多种方式劝导、推动工商业振兴;派工业学堂教员到街头讲演,劝工委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州、县出产及工业情况;劝导官绅合办工厂;号召各界人士“同心努力,急起直追,或独出资财创办工场,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”,“推广工业,大辟利源”,并代为筹划“一切开办之法、保护之方”,举办展览会;试办工业售品所,出售所属工厂产品,办理本省寄售业务,但不代售洋货;考核鉴定厂矿企业,光绪三十一、二两年(1905年、1906年)评定模范工厂75家,颁发金奖牌38枚、银奖牌47枚;派人带工徒赴湖北学习织造麻织品,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,赴日本考察造纸、织布方法;呈请农工商部批准给予轧豆榨油机、机器轮磨、折叠桌、黑胰发明者以专利权等。这些均使“实业”二字深入人心,“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,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”,创办的企业有织染缝纫公司、造胰公司、牙粉公司、玻璃厂、机器造纸有限公司、万益有限公司(织造毡呢等物)、电灯有限公司、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、北洋劝业铁工厂、实业工艺厂、北洋烟草公司、唐山启新洋灰公司(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,年产水泥20余万桶,是当时全国最大的)等,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三年(1903年―1907年),直隶即开办工艺局、所、厂85处。

矿业方面,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,主要目的是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兵用煤。另外,有开平及临城矿权收回之争。八国联军入侵时,开平煤矿矿局督办张翼图谋私利,欺蒙清廷,同德国人德璀琳和英商墨林等人签订契约,将该矿改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,中外合办,在英国注册,实为英国骗占矿权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袁世凯发现该矿及所拥有之河道、口岸、土地等落入英国之手,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交涉,并再三诘责张翼、德璀琳,同时上奏清廷,请饬外务部向英切实声明,断不承认所签私约,尤不能把口岸、河道、土地移交英国公司管理,开平矿权不属英国,如英人必欲合办,必须另订章程,以使“我之产地、利权不至凭空断送于外人之手”。清廷勒限张翼两个月收回,经半年仍无眉目,袁世凯又几次奏参张翼盗卖矿权,等等。临城煤矿亦系钮秉臣、龚照玛擅自与比利时人沙多私立草约,将该矿产业、房地统交沙多管理,名为合办,实同盗卖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袁世凯奏请将原合同作废,派唐绍仪、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新订立中外合办章程,最后议定借款300万法郎(合银九十二万多两)合办,将矿产主权收回。

交通方面,修筑了京张铁路。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督修、中国自筹资金、自行设计、独立修筑的第一条官办铁路。袁世凯委任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,奏准所用钢轨、枕木、机器、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。京张铁路路长170余公里,经居庸关、八达岭,层峦叠嶂、地形复杂,工程浩大艰巨。洋人曾轻蔑断言,中国修筑这样的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。然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京张铁路开工,历时四年全线通车,振奋了民族精神,对于抵制侵略、维护中国权益也有裨益。中国人至今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功绩,但多不记得或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、资金筹措,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作为。一位美籍华人史学家说:“它(京张铁路)是由袁发起、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。”

农副业方面,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,购买农业机器,聘请日本人指导,经营保定郊区二百余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。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,教授蚕桑种植及糖酒制造之法。此外,该局还曾开展农产品评会、试办农会、劝导种树等活动。

金融方面,设有银元局、官银号等。

教育方面的改革,围绕废除科举进行。光绪二十九年二月,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上疏,指出“致治必赖于人才,人才必出于学校”,“科举一日不废,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”。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名额按年递减,分两、三科减尽。以往举贡、生员按不同情况,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、速成师范学习,或另给其他出路。光绪三十一年七月,袁世凯领衔与赵尔巽、张之洞、周馥、岑春煊、端方联名上折,指出目前“危迫情形”,“实同一日千金”,纵使“科举立停,学堂遍设,亦必数十年后,人才始盛”,因请立即停止科举,推广学校。清廷允准,谕令所有乡、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。从此,科举制度永远废除。科举制的废除,打破了中国一千二百多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僚的体制,为推广新式学校教育从制度上扫清了障碍。光绪二十九年,袁世凯设立学校司(后改学务处),督办全省教育。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、普通教育、编译三处及研究所,研究学校编制、教授方法;派遣查学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;通令各地成立劝学所、宣讲处、阅报所,进行引导宣传;通令各州、县自筹资金,分期分批组织士绅赴日本考察教育,了解各类学校的编制、组织、教育学、管理法等。为兴办学校,普及教育,尽力设法筹拨公款,并劝导地方出资办学,袁世凯亲自捐款两万元助教。为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,袁世凯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总教习,令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充当府设中学堂教员;设师范学堂,并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。到光绪三十二年上半年,袁世凯奏报已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如下:

北洋大学堂1所,高等学堂1所,北洋医学堂1所,高等工业学堂1所,高等农业学堂1所,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,优级师范学堂1所,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,中学堂27所,高等小学堂182所,初等小学堂4162所,女师范学堂1所,女学堂40所,吏胥学堂18所。此外,尚有客籍学堂、图算学堂、电报学堂各1所。注册入学人数共86万人,连同武备、巡警等学堂,总数不下10万人。

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统计,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,实业学堂20所,优级师范学堂3所,初级师范学堂90所,师范传习所5处,中学堂30所,小学堂7391所,女子学堂121所,蒙养院2所,总计8723所,学生164万多人,人数位居全国第二;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,名列全国第一。直到民国初年,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,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。

以上种种,均可看出,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,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。如果说有所不同,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、广度、深度,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,是不但打了雷,还真正落下了雨点。其原因,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所指出的,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“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”,而是“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”的改革维新。

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,是倡导立宪。袁世凯奏请“考求各国宪法,变通施行”。不久,清廷颁布上谕,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、户部侍郎戴鸿慈、军机大臣徐世昌、湖南巡抚端方、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,“分赴东西洋各国,考求一切政治,以期择善而从”。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,袁世凯带头认筹,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,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,作为出洋考察经费。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,开启民智,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。清廷随即谕令奉天、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。

然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,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。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。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。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:“炸药爆发,奸徒反对宪政,意甚险恶,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。”袁世凯却改变了策略,似乎成了立宪的阻挠者。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,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他谁是阻挠立宪之人。载泽愤而作答:“小阻盛宣怀,大阻袁世凯!”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审时度势、掂量立宪派、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,他在奏对时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:可有立宪之实,不可有立宪之名。

五大臣还是分批出洋考察了。考察归来,五大臣一致奏请实行立宪。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定局,“以为此种好机会,略一布置,即可成功”,又改消极为空前积极。他向政务处建议: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,预立上议院基础;各州、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,预立地方自治基础;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,逐渐推广,并自告奋勇,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。他面奏慈禧太后,立宪应先组织内阁,从改革官制入手。他逢人即称:“官可不做,法不可不改”,“当以死力相争”!“有敢阻立宪者,即是吴樾”,“即是革命党”!清廷宣布“仿行宪政”、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,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、杨士琦、张一膳、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、起草员,实际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。一个多月后,袁世凯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。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。关于资政院,袁世凯曾说:

近日民智渐开,收回路矿之公电、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,若听其漫无归宿,致人人有建言之权,时阅数年,政府将应接不暇。

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,现在财政艰难,举行新政,何一不资民力?若无疏通舆论之地,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?营业税、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。

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,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……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,移而归诸资政院,化散为整,化嚣为静;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,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,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,政府得安行其政策,而民气疏达,亦不致横决难收,保全甚大。

也就是说,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,一方面使“民气疏达”、“化嚣为静”、“不致横决难收”;一方面“无强政府施行之权”,政府仍“得安行其政策”。关于责任内阁,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,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,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,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。具体而言,则是由总理大臣、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。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,进京与庆亲王奕?共同组阁,拥庆亲王奕?做国务总理大臣,自己做副总理大臣,夺取皇权,控制朝政,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,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。

清末政治体制改革,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,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。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。

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,表示立宪“非中央集权不可,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、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”,“固非不可;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,其事可言不可行”。

他们认为,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、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,说说可以,但就中国当时的情形而言,付诸实施断然不可。他们纷言立宪之非,激烈攻击袁世凯等人,致有要求撤销编制馆,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。

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,明确表示:“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”,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,便成了“二三大臣专权”。“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,不知有天子”,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,而是“大臣专制政体也”。“恐大权久假不归,君上将拥虚位,议院无期成立,下民莫敢谁何,颠覆之忧将在眉睫”。

他们认为,立宪不应单独设立责任内阁,还应同时设立对责任内阁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上下议院,否则就不是君主立宪体制,而是“大臣专制政体”。他们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、真专权的野心,尖锐指出,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势将颠覆大清帝国。

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,气愤填膺。据传,一次会议上,醇亲王载沣竟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,厉声道:“尔如此跋扈,我为主子除尔奸臣!”

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,也对他恨之入骨。据传,一天刚下朝,百余名太监截住袁世凯,太监越聚越多,围攻不放,有的出言谩骂,有的欲饱以老拳。袁世凯急得团团转,经奕?百般劝解,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,众太监方撤围而去。

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,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、居心叵测,将步曹操、刘裕后尘,不利于皇室。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,接连上疏,朝廷均未理睬;召见时,又面奏令守旧大臣致休,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,并示之参劾他和奕?的奏章。此时,他方感处境危殆,恐惧万分,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。物议大哗,一片“袁世凯宵遁”之声。

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,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,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,仍旧保留了军机处。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之位,反而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因中央官制改革而被迫辞去兼职,并将北洋军一、三、五、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。次年,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,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十月,光绪帝、慈禧太后相继故去,宣统帝继位,摄政王载沣监国。载沣当政以后,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。宣统元年(1909年),以袁世凯“患足疾,步履维艰,难胜职任”之由,将其开缺回籍养病,剥夺了袁的一切军政大权。但是,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,将其“爪牙布于肘腋”,“心腹置于朝列”了。

如何评价袁世凯与“维新”呢?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,可为参考:对政治人物,与其追究其道德,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,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。

(l摘自:《帝国骄雄 原来袁世凯》作者:张研 重庆出版社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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